周文翰：以前我总是去博物馆、市政厅之类的地方，后来喜欢上了植物园和自然博物馆，追寻植物的足迹。

　　是旅行让我对植物如何在全球传播的历史有了兴趣。

　　2008年我从艺术记者岗位辞职变成了一个背包客和旅行作家，在新加坡、泰国、印度、缅甸、尼泊尔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地晃荡了两三年，开始我主要感兴趣的是各地的美术馆和建筑遗迹，一边旅行一边给台北《艺术家》杂志撰写艺术展览和殖民风格建筑的系列评论。可很快我就发现背个60升的大背包走来走去累得够呛，也显得过于引人瞩目——啊，我就是一个游客！——于是扔掉大部分热带根本用不着的所谓装备和衣服，换成了一个轻得多的小背包，轻松地在各地行走，我从没有预定酒店，觉得喜欢就多住几天，不喜欢立马就走。

　　开始我总是参观能够进入的每个历史博物馆、美术馆、教堂寺庙、市政厅之类的景区，但是看久了也觉得厌烦。而且我在每个地方待的时间很长，总有大片的空白时间需要消磨，就去旅馆附近的公园、菜市场等地方闲逛，相比景区提供给游客的“完美成品”，这里就是生活的零碎、原料，来来往往的当地食客的安然情态让漂泊的我羡慕不已。

　　渐渐我对人们观赏、食用的各种花木、蔬菜、水果植物的事情感兴趣起来。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修道院看到一树树橙子挂在枝头，就手贱摘了一个猛咬，结果酸的我眼前一黑，懵了好一阵，等恢复过来才想到中国早有“王戎识李”的典故：路边树上有成熟的果子而没有人摘，那一定是果子不好吃，否则哪能轮到你来动手。酸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公元八九世纪后引种到这里的，当地人后来称之为“塞维利亚酸橙”。而塞维利亚等西班牙城市，后来则是美洲植物进入欧洲再传向全球的中介，比如中国人所称的“法国梧桐”在植物分类学中称之为“二球悬铃木”，西班牙人从美洲引种的“一球悬铃木”（美洲悬铃木）和原产印度的“三球悬铃木”（东方悬铃木）在西班牙杂交产生了二球悬铃木，后来英国人大量引种作为行道树，法国多称之为“伦敦悬铃木”，而法国人在19世纪末在上海法租界大量引种作为行道树，上海人则称之为“法国梧桐”，至今还在上海的街道上成就一片片荫蔽，出现在各种浪漫小说、影视剧中。

　　后来有意去各地的植物园、自然博物馆这类偏门景点参观，再进入美术馆，也尝尝注意绘画、雕塑中的植物元素，陆续写作《花与树的人文之旅》一书的内容，关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认知植物、植物如何在全球传播的历史。关于植物的各种历史常常是我和家人、朋友在饭桌上聊天的话题，后来他们建议我可以整理整理出书，就做了一些修订整理，主要是查证了许多科学文献，把之前的“文化漫谈”和“科学历史”结合了一下，算是“跨界小历史”吧。可能因为做过很多年记者，我喜欢追溯同种植物如何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出现的“翻译”、“误会”、“错位”等一系列现象后面形成的机制，比如商业、宗教、政治等因素怎样影响人们对植物的命名、使用、传播。

　　虽然旅行作家的实验在三年之后失败，可是我却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植物爱好者，比如去纽约旅行，我最先去的是纽约植物园、布鲁克林植物园和中央公园，我并不像植物学家那些见多识广，晓得识别一株株植物及其科属、学名之类，而是关注当地人如何从世界各地引种各种植物，如何认知、布置、观赏它们，尤其是从日本、中国、印度等东方来的植物。比如布鲁克林植物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樱花和日式建筑。日本政府、商人、移民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常向美国城市赠送樱花树苗，费城、纽约、华盛顿等地的樱花大多如此而来。这曾是外交战略和文化交流的象征，制造出了引人注目的“异国情调”景观，而今天樱花季则成为当地人休闲、社交的日常项目。

　　从“文化研究”落实到日常生活，我和家人特别买了带小花园的一楼居住以便养花种草，可至今成就有限，家里阳台、花园中种植的花木常常莫名其妙就枯萎了，换盆死、旱死、沤死、冻死、热死、病死各种死法不一而足，所以每年我们都要前往花卉市场流连几次，买来一大堆种籽和苗木折腾一番，让它们面对叵测的命运。好在，总算有一丛竹子、一棵紫藤、一棵海棠、一棵花椒、一棵石榴在小花园中成活了。每年秋季踮起脚摘那些红艳艳的石榴，似乎可以证明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完全白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