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“踏查长春”团队在复建的长春厅衙署前踏查。毕春慧摄

 

上世纪90年代复建的长春厅衙署。毕春慧 摄

 

位于新立城的长春厅理事通判衙署布局图。 由杨洪友绘制

　　衙署，是指我国古代官吏办理公务的处所，一般来说是城市中的主要建筑，有一定的营造规制。有着二百余年历史的长春，在历史上也有自己的衙署建筑。从清代到民国，从新立城到宽城子，从长春厅到长春县，那些消逝在历史烟云之中的建筑，见证了长春的肇始和兴衰。对衙署建筑情况的研究和梳理，有助于丰富城市历史文化细节，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长春历史。

　　1800年，长春厅建立，其衙署于当年在新立城修建。关于这处衙署的建筑格式，仅见于志书。上世纪90年代，有关部门曾对其进行考古发掘。长春厅建立25年后，衙署才移建至今天的长春市内，并在长春升府时进行了扩建，此后一直到民国时，又曾几次修补和重建。本文通过档案和方志等各方史料，对位于新立城的长春厅理事通判衙署的选址、建造、布局等情况进行详细介绍。

　　一、长春厅衙署的选址

　　清代长春所在地区，原来是蒙古郭尔罗斯前旗公的私人领地。从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流民进入开始，到嘉庆四年(1799年)，正好10年的时间，这里已经聚有2300多户流民，开垦土地超过2.6万亩。嘉庆四年十月，吉林将军秀林奉旨会同哲理木盟盟长调查流民私垦事件，并上报了相关情况。随后，秀林再次上奏，请求准予在长春地区“就地设官管理，征纳租粮”，即借地养民、借地管民，这个奏请经理藩院“议准各项”。于是在第二年(1800年)，长春厅建立，主管官员为理事通判，首任者为蒙古人六雅图。这是继吉林厅之后，吉林将军管理的第二个厅。

　　在清代，某个区域决定要设立府厅州县后，接下来一般有几件大事要做，即定学额、定缺分、修城墙、筑衙署。这四项任务以及具体事项，要由当时的将军、巡抚或总督在奏请建立府厅州县时一并奏明。其中，修建衙署是相当重要的一件，因为它是一级行政机构建立和政权行使的标志。而衙署的修建地点，则通常由上奏者提前一两年便委派官员勘查确定。这个被委派勘查官员，一般都是所设行政机构的第一任主官，有的甚至先确定设治委员，再进行勘查。比如光绪六年(1880年)十二月，吉林将军铭安奏请设立宾州、五常、敦化二厅一县，便在奏折中汇报说，在阿拉楚喀地方设立宾州厅，已提前札派知府衔升用同知候选通判王绍元前往查勘;而在五常堡地方，札派四品衔委用通判陈治、同知衔委用知县毓斌进行查勘;在敦化县地方，也是上述两人查勘。但铭安随后又派查地委员赵敦诚前往敦化地区招集垦荒，许以立城设官，保卫地方。这些人都“绘图禀复”，分别提出苇子沟、五常堡、阿克敦城三处，可以作为各自的治所。这些建议被铭安所采纳，并在奏折中提出具体构想。上述二厅一县建立后，王绍元、毓斌、陈治3人被派委“试署”，分别担任了各自查勘地区的第一任主官。从奏折中看，这些官员对各自地区的调查，早在光绪五年、六年时就已经进行了。而上述厅县的正式成立时间则是在光绪七年(1881年)。再比如，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设立长白府之前，就任命从长春府离任的张凤台为总办长白山设治委员，踏查长白地区，选择治所地点。最后张凤台提出将府治衙署设立于长白山的十九道沟。同理，吉林将军秀林既然有了设立长春厅的想法，他也应提前札派一二人进行实地查勘，时间应当是在嘉庆四年冬天，即在嘉庆帝要求查办蒙荒之后，秀林就应当已经着手进行筹备。如果按照惯例，负责查勘的官员就应该是首任长春厅通判六雅图。

　　吉林省新设的宾州、敦化、伊通等厅州县衙署地点一般都选在地处通衢、人烟稠密的村镇，而长春厅衙署虽然说设在了长春堡，可《长春县志》中明确记载：“长春厅之设，非在长春堡，乃在堡东隔伊通河十里地方筑土城设治，因谓之为新立城。”这就是说，两者中间隔着伊通河，可以看出这里无房无民、土地初辟的地点(但也有调查资料记载，当时的新立城是一个很繁华的村子)。总之，长春厅衙署并不在长春厅中心位置，而是过于偏南。其实这也不算孤例，据《长白汇征录》记载，长白府衙署设立时就没有选在成熟的居民点，基本上是设在无人的荒野。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秀林的奏折，不知道六雅图当初是出于何种考虑，应该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：一是奏折明确记载，长春厅“各乡居民稀少，(衙署)地处偏壤，尚能兼顾”，这是最重要的因素;二是靠近柳条边外的条状地带，应是长春厅最早开发的地区，流民多集中于附近;三是衙署距伊通边门约15清里，进出吉林省城(今吉林)和前往奉天(今沈阳)是很方便的;四是伊通边门的驻军可以保护衙署。但不管如何，长春厅衙署终于建造起来了。从此，长春厅的名称出现在历史中，并成为今天长春城市名称的起源。在今天的新立城有一块被村民们称为“衙门地”的地方，便是长春厅衙署遗址，已被1994年的考古发掘所证实。

　　二、衙署修建经费风波

　　据相关档案记载，长春厅理事通判衙署在嘉庆五年(1800年)就建成了，那么是何时开始动工的呢?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断。《清实录》明确记载，应秀林之请，“清嘉庆五年五月戊戌，铸给吉林新设郭尔罗斯理事通判印”。按清朝惯例，吏部需在皇帝批准设厅后，向礼部提出铸印要求，一般礼部在接到申请两三个月后才会开铸。五月份铸印，长春厅被批准时间最晚也应在当年三月。批准之日，也就是衙署动工之时，通判六雅图也应在这个时间点开始了长春厅衙署的筹建工作，动工时间应在春夏之交，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他在农历五月份来到长春，七八月才开始着手营造衙署。因为筹建工作包括购备砖石木料、组织车马运力、招募工匠等，如果七八月间开始筹建，工程是无法在当年完成的。

　　当时的工程存在很多困难，其中最难的是建房所需的木材和灰斤。虽然当时的吉林省是森林大省，但据档案记载，当时“长春堡系蒙古所属，并不出产木植，亦无灰窑。所用一切木植，前往吉林采办”。采购到的木材要由松花江水路运到江岸口，再经过陆路运到长春堡，路程180清里，合100余公里。而使用的“灰斤系由黄驿地方采办运送”，陆路计程80清里，约合45公里。也就是说，修建衙署所需木材是从省城吉林附近购买的，经过水、陆两种方式运输到新立城。黄驿则不知位于何处，从清末吉林府的地图上看，当时的苏瓦延驿站东南十里远的地方有个被称为“石灰窑子”的村子，距当时的厅署地约40多公里，长春厅衙署所用石灰有可能出自那里。

　　长春厅此次所建衙署，除了通判衙门外，还有巡检衙门和监狱。前者于当年峻工，而巡检衙署和监狱等工程则是

　　在第二年完成的。待所有工程结束后，按照程序，吉林将军秀林须将工程的工料银等各项支出汇写成一本报销清册，“提报工部，请其核销”。此次长春厅衙署工程共用银2900余两。但出乎秀林的意料，工部拿到册报后认为工程花销过于巨大，而且不透明，和秀林几次交涉无果后，把事情捅到嘉庆帝那里。原来在清代，一项工程从立项到前期工程的经费预算，再到实际支出经费，都要严格按程序册报给工部，由工部进行最后核销，通称“估销”。为了防止工程中出现浪费公款以及“浮夸开报”进行贪污等情况，工部最后的审核也很严格。在工部拿到吉林将军的册报之后，发现建造长春厅衙署所需木植、灰斤的运费竟高达1200多两，占整个工程款的将近42%，“以至运费多于买价”。由于《钦定工部则例》对工程所用材料的购买、运输都有明确规定，长春厅高比例的运费让工部深表怀疑，于是对秀林的册报进行了驳诘，要求吉林方面“速饬查明里数，别行删减”支出。秀林补报厅署所用木材和灰斤的出处，但工部再次驳回报销清册，还质问秀林为何不在长春附近购买原材料?秀林只好第三次报告说：“长春堡系蒙古所属，并不出产木植，亦无灰窑，所用一切木植前往吉林采办”，还说“所用运价，具系据实造报，实难删减”。

　　经过几次反复，已是嘉庆七年(1802年)九月份。时任工部尚书缊布接到秀林的第三次册报，非常不满，认为长春厅“新建衙署运价浮冒”，于是进行了第三次驳查。按清制，工部“核销一切工程，驳查三次，即应奏明办理”，也就是说，工部不必再和吉林方面直接联系，而是上奏朝廷，由朝廷处理。于是缊布直接上了一道奏折，表达了以下三层意思：第一，如果长春厅所用木植等建材必须从180清里远的地方购买，“并水路难通之处，原来不说清，即应于原报册内预行声叙”，但以前册报时“仅只开具运程里数”，却没有将长春地区不产木植、灰斤和水运不通的事情详细说明，是工部几次驳查后才详报的，“恐系该承办厅员回护原报里数，不行据实详查，籍词狥隐”。第二，此项工程，吉林将军没有按要求“饬令承办官员据实删减，又未将运程里数实在情形自行奏明，殊属含混”，疑问过多，无法核销。第三，关于长春周边是不是真的“不产木植、灰斤”，而且“不能水运抵工之处，臣部无凭查核”，因此请皇帝下旨，另派大员对上述情况进行详细查明，“复奏到日，再行核办”。该奏折很快得到皇帝的批准。

　　其实，秀林所说的确是实情，民国时期的《长春县志初稿》和档案中都记载说长春使用的石灰“纯由吉林运入，此等矿物制造，不产于本境，实为本境人民必须之物”，还记载说长春“本境地势平坦，向无森林，所有树木，不过富室村庄前后，及墓田周围，栽植杨、柳、榆等木，用卫风气，而壮观瞻”。用于建造衙署的木材从外地运来，当属实情。

　　虽然秀林说工料银无法删减，但既然皇帝下旨，工部又要求“据实删减”，秀林也不能没有一点动作。档案资料显示，长春厅衙“通判并巡检各衙署及监狱等项，共计需用银二千八百十五两三钱一分九厘”，比原来题报给工部的数额减少了100多两。《吉林志书》记载，这笔钱经“秀林奏准，由吉林地丁银顶下支出”。显然，经删减后的核销清册报到了工部，获得通过。近三千两的花销，数额并不算少，当时长春厅一年的牛马税仅收入230多两。

　　三、衙署的布局规制

　　关于嘉庆五年所建的长春厅通判衙署规模，《吉林志书》(记事止于嘉庆十八年)给我们留下了准确的记载：衙署有大门一间，两边听差房各一间，门前照壁一座，仪门一间，两边二门各一间，东西科房六间，大堂三间，穿堂三间，二堂三间，住房三间，档子房三间。衙署之外，为版筑夯打的土墙，“周围50丈、高7尺”。其实，上述记载的房间数，只是一个厅衙的标配，是必须具备的。此外还要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，比如大堂边应有“看堂役房”，后院的生活区要有厨房、厕所，还有库房、班房以及衙神庙等等，这些附属建筑没有被详细呈报，因此我们无从知晓。

　　关于长春衙署的面积，长春历史研究专家于泾老师最开始认为它约为1万平方米，后来根据围墙长度进行推算，认为其占地面积最多仅为1600平方米。为了搞清它的规模，1994年，当时的长春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曾对其进行发掘，认定其平面布局与《吉林志书》记载相同。于是一些人认为，与河南内乡县县衙那样宏大宽敞的建筑相比，长春厅衙署的占地面积和建筑规模都显得很局促，甚至“很简陋”，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。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·工部》明确规定，各级官员的“治事之所，为大堂、二堂，外为大门、仪门;大门之外为辕门;宴息之所，为内室、群室;吏攒办事之所，为科房。官大者规制俱备，官小者以次而减”。当时的吉林省也有《吉林同知衙署章程》《吉林巡检衙署章程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来确定各级衙门的占地面积和房间规模。《吉林通志》记载的光绪年间各府厅州县衙署，在布局和房间上各有定数，与地区的发达程度无关。并不是经济发达的中原大县如内乡县，就可多建，经济落后开发晚的长春厅就可以少建。如果官员擅自扩大建筑形制、格局，甚至彩绘不遵守规定，那么不仅经费不能报销，而且还可能因为僭越而受到处罚。此外，《吉林外记》记载，道光五年(1825年)移建至宽城子的长春厅衙署，在建筑数目和空间布局上与新立城的完全相同，这更可证明新立城的衙署规模是依制而建的。当然，到了清末，朝廷的控制能力减弱，许多地区借口翻修或机构增设在衙署内私下加盖房屋就很常见了，但是这些费用要由主官自己解决。

　　对于新立城的衙署建筑面貌，我们知之甚少，好在1994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几处房屋建筑遗迹，让我们有幸窥其风采。特别是“大门址和东侧听差房遗址”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非常巨大：一是这些建筑没有地基，是在夯实的土地上平地起造的;二是建筑材料为青砖，以黄土沟缝做口。这两处遗址十分珍贵，第一处“东侧听差房遗址”，坐东朝西，呈长方形，面阔13.2米，进深6.6米，分为三间，中间开门。室内青砖铺地，进门分为左右侧室，每个侧室都有火炕，一共三铺，各由单独的火炉供暖;第二处“大门址”在差房西南方20米处，“坐北朝南，少见砖石基础，主要由相互对称的8个木质立柱支撑”。考古报告将这两处遗址定性为“大门遗址和东侧听差房遗址”，笔者认为有待商榷。《吉林志书》明确记载，“大门一间，左右听差房一间”。也就是说，听差房和大门共3间，两边听差房各有1间，而此次发现的东厢房面阔和进深绝不是一间房的规制。笔者以为，将这两个遗址定位为衙署内的二门和东侧科房(吏户礼兵刑工六房)更为恰当。无论如何，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当年衙署办公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二百多年前，长春厅的办事人员就是坐在这些火炕上处理各种政务的。

　　对于衙署的占地面积，考古报告中没有记载。笔者认为于泾先生估算的近1600平方米并不准确，根据考古报告和同类衙署的相关记载推算，长春厅衙署占地面积可能在9000平方米左右。

　　这次考古发掘工作也带来了一些争议，就是在衙署遗址中“均见大量青砖，不见任何瓦件”。结合当年新立城镇保存的清代商民所建房屋为砖墙漫圆形平顶、顶部不敷瓦的特点，考虑到长春是蒙古王公封地，首任通判六雅图也是蒙古人，于是考古报告认为，当时长春厅理事通判衙署“也必须符合蒙古(或中国东北的西北部)的风格样式”，即“砖木结构的土顶平房,并非常见的起脊瓦顶”。这一结论在当年就引发了争论，笔者也并不赞同。第一，商民使用平顶是为了减少支出，而官房修建衙署不会过多考虑经费问题;第二，土顶平房外观一般，而清朝官衙非常重视官府的威严，强调这类建筑必须“以壮观瞻”，官方不会把衙署建成商号的风格;第三，衙署虽然设在蒙地，但更要与当地风格有所差别，否则“郭尔罗斯理事通判印”就不会改成长春厅理事通判关防了。所以，长春厅衙署应为人字形起脊建筑，而且这种风格的建筑在后来的宽城子和长春各地是极为常见的。甚至，我们也不排除是起脊瓦房。工部的奏折中只提到长春本地不产木料和灰斤，需到外地购运，但没有说所用青砖也是外购的，那么它一定是产自长春本地的。宣统二年(1910年)十月二十六日的《盛京时报》就曾记载，长春“开埠局于本年二月间因需用砖瓦甚夥，特在龙王庙前后立官窑三十余座，派员招工烧火”。由此可见，长春本地是能烧制房瓦的，而且能烧制青砖的地方就能烧制房瓦。道光五年吉林将军移建衙署的奏折曾提到，长春厅衙署北迁后，原建筑的各种材料要“变低备抵”新的衙署支出，也有可能是这些房屋的砖瓦被当地人买走，因此没有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。

　　四、衙署的修理和迁移

　　清代的工程都有“固限”，也就是工程质量的保证年限。工程承建者要出具“保固切结”，言明自己所用材料都属上等，保证不会出现质量问题。还要有其他商号为承建者出具“保结”。如在保固期内工程出现问题，就要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，包括承建者和当事官员。嘉庆二十四年(1819年)，长春厅衙署曾由当时的长春厅通判富纳“粘补捐修”，也就是进行小规模修理。

　　随着经济的发展、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垦区的扩大，长春厅面积增加了近一倍。随着开垦区域向北、东、西三个方向扩展，长春厅衙署的位置就显得过于偏南了，特别是“遇有相验要案，往返相距一二百里，诚有鞭长莫及之虞”。而当初建造的监狱到了道光五年(1825年)，“已逾固限，监墙鼓裂，监房俱各渗漏，木料糟朽，亦到应修之年”。在此处重修也是花钱，移建也是花钱。于是，道光五年，长春厅理事通判常喜提出将衙署北迁到宽城子，因为那里位置适中，“人烟稠密，商贾辐辏，五路通衢”，“不惟易于弹压而安商旅，且便于访缉不致有疏脱之虑”。这条建议被采纳，长春厅衙署于1825年移建至宽城子。新立城衙署就此结束使命，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它作为长春城市的起点，将被人们所牢记。

　　(作者为长春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、科研处处长)